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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如何唤醒了毕加索体内的才华

摘要: 展览“毕加索1932”近期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值此之际,奥利维尔·怀德梅尔·毕加索回忆了祖母与毕加索的恋情。

1927年1月8日,星期六。那天傍晚,我的祖父透过巴黎拉菲德百货商店的街边橱窗看到一位正在购物的年轻女性。等她出来后,祖父笑容满面地走上前说:“小姐,你的脸很有特点。我想给你画一张肖像画。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是毕加索。”说着他指着一本介绍自己的书,算是做了自我介绍。“希望之后还能见到你。周一上午11点,我们在圣拉扎尔地铁站见。”就这样,我“未来”的祖母玛丽-泰瑞丝·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遇到了自己挚爱一生的男人。同时,毕加索也重获新生。

也许她当时根本不知道毕加索是谁,而且祖父介绍自己时指着的也是日语书籍。但她注意到眼前这个男人华美的红黑色领带。后来,玛丽-泰瑞丝一生都将这条领带带在身边。她说:“从前,年轻的女性并不读报。我不知道毕加索是谁。我对他的领带很感兴趣。另外,我觉得他也很迷人。”于是,她准时赴约。玛丽-泰瑞丝回忆说:“我假装碰巧出现,因为他的微笑很迷人。他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然后又去吃午餐。接着我们回到他的工作室。他看着我和我的资料,仔细观察我的脸,然后就离开了。临走前,他说让我明天再来。”

自那以后,两人每天都见面。他们言谈甚欢,总能找到新话题。毕加索告诉玛丽-泰瑞丝说她“救了他的命”,而玛丽-泰瑞丝完全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当时,毕加索每天晚上都会回到位于巴黎Rue La Boétie街的家中。虽然丈夫外出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经常半夜才回来,但妻子奥尔佳(Olga)却从不多问。只要丈夫还愿意回家,奥尔佳的尊严就还在。

与此同时,毕加索疯狂地在画板上描绘着玛丽·泰瑞丝。尽管画风抽象,但质量却非常高。他又找到了年轻恋人的感觉。我的祖母是一个运动员,这在那个年代非常罕见。她喜欢划船、骑自行车和体操。后来还定期骑马,也去夏蒙尼(Chamonix)爬山。她活力满满且天真率直,不害羞,但性格有些缄默和冷淡。她的家教非常好,但却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年轻女性一样接受过社会职责方面的“教育”。

玛丽-泰瑞丝说:“我们度过的都是隐秘时光,平静而安宁。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很开心,别无他求。”在此期间,毕加索将全部身心都投入艺术创作。这段“玛丽-泰瑞丝时光”让他变得高产,创作出大量画作和雕塑: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作品情绪,毕加索都深受启发。1928年,毕加索重拾在1914年放弃的雕塑事业。想要在坚硬物体上雕刻的冲动被再度唤醒,他也在塑造玛丽-泰瑞丝强健曲线和圆润面容的过程中找到很多灵感。

1930年5月,毕加索在靠近巴黎的吉索尔(Gisors)买下Château de Boisgeloup。这栋别墅有很多马厩和附属建筑,是作为工作室的理想场所。从那之后,他就在雕刻不朽的雕塑和绘制伟大的油画之间来回徘徊,不断探索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毕加索因此进入艺术爆发期,创作出大量雄伟的女性头部雕像和一系列展现玛丽·泰瑞丝优美金发的肖像画。这其中就包括目前正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进行首次展出的《梦》(The Dream)。

1931年秋天,毕加索兴奋地开始准备即将在来年举办的大型展览。他希望借此机会收获自己应得的赞誉和认可,从而实现与朋友马蒂斯(Matisse)齐名的目标。当时,马蒂斯正处于人生巅峰时期。实际上,1932年的展出是毕加索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拿出自己各个时间段的作品,包括从未示人的新作——玛丽-泰瑞丝肖像画。收藏大家们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作品借给他。虽然毕加索没有参加开幕式,但那场展出堪称巴黎的季度文化盛宴。

1932年夏初,毕加索主要在新买的别墅内陪伴妻子奥尔佳和儿子保罗(Paulo)。为了能继续工作,他没有像往年一样携家人去蓝色海岸(Côte d‘Azur)度假。1933年夏天,他们全家一起去戛纳度假,然后又去了巴塞罗那。但是,一场冲突即将爆发。度假期间,毕加索让玛丽-泰瑞丝偷偷跟在自己身边,并将她安排在附近的旅馆内。回到巴黎后,他第一次开始研究离婚的可能性。当时新建立不久的西班牙共和国刚刚允许公民离婚,为此毕加索专门咨询了巴黎的顶级律师。玛丽-泰瑞丝回忆说:“一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他跪倒在我面前,哭着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提起离婚诉讼时,毕加索以为离婚和结婚一样简单。但奥尔佳不想顶着离婚女性的标签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活动。她搬进酒店,开始长达八年之久的顽强抵抗。最终,弗朗哥通过西班牙内战执掌大权。他在1939年彻底废除离婚制度,因此巴黎法院只能判决毕加索夫妇合法分居。奥尔佳始终保留着自己“毕加索夫人”的称号,直到1955年撒手人寰。因此,毕加索无法娶玛丽-泰瑞丝为妻。

1935年9月5日,我的母亲玛雅(Maya)在法国布洛涅-比扬古市(Boulogne-Billancourt)出生。玛丽-泰瑞丝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全麻分娩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时尚做法)生下母亲,因此她一点也不记得整个过程。不过,全身麻醉也带来了并发症——玛雅出生时一动不动。吓得半死的毕加索为母亲进行了紧急洗礼:他像神父一样将圣水泼洒到玛雅毫无生机的身体上,迅速完成了祷告过程。最终,玛雅起死回生!

出生证明显示,母亲的全名叫做玛利亚·康塞普西翁(María de la Concepción)。这是毕加索为了纪念姐姐而为女儿起的名字。不过很快,他就把女儿的名字改成玛雅。对于54岁的外祖父而言,和玛丽-泰瑞丝以及玛雅在一起的时光让他重返青春。玛雅还小时,他喜欢用素描随笔的方式“写日记”,记录下女儿的成长历程。在这些作品中,毕加索试图抓住生命的成长瞬间,将不断变化且难以描述的点滴呈现出来。因此我们能在素描中看到熟睡中的玛雅,吮吸拇指的玛雅,做梦的玛雅和大笑不止的玛雅。

1939年9月,二战突然爆发。当时,玛丽-泰瑞丝和玛雅正在波尔多北部的鲁瓦杨(Royan)度假。因此她们在那里住了很久,直到1941年春天才离开。毕加索对玛丽-泰瑞丝隐瞒了朵拉·玛尔(Dora Maar)的存在。从1936年夏天开始,这位摄影师就成了他的情人。毕加索将祖母和母亲接回巴黎,安排她们住在一栋公寓内。那时,祖母和祖父已经认识十四年之久。虽然如此,玛丽-泰瑞丝还是有所察觉。毕加索未能掩盖自己的新恋情,而她也知道了毕加索感情生活的全部细节。玛丽-泰瑞丝明白,她必须和其他女人分享毕加索。成长过程中,外祖母一直骗母亲说她“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此后,毕加索又爱上了身为画家和评论家的弗朗索瓦丝·吉洛特(Françoise Gilot)。

我和哥哥理查德及姐姐戴安娜一起长大。家里的墙上挂满了毕加索的作品,因此我们自然而然知道巴勃罗·毕加索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同学们都有家庭照片,而我有的是家庭肖像画:描绘母亲小时候样子的素描和展现祖母沉思的油画。但那时我们还太小,并没有对外祖父从未出现这件事感到奇怪。对我来说,毕加索是一个别人偶尔会和我提起的,但我却从未见过的人。

1973年4月8日,毕加索去世。自那时起,外祖父的形象才在我脑海中活跃起来。那是个周日下午,吃过午餐的我们正在电视上看电影。影片结尾时,电视上出现了一则特殊的新闻快讯。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灾难、恐怖袭击或者名人去世。电视上没有画面,只听得到一个语气平淡的声音:“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今天早晨在他位于蓝色海岸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被认为是发明了二十世纪艺术的伟大艺术家。”我在学校成了人们好奇的对象,人人都知道我是毕加索的外孙。但生活还是要继续,而毕加索也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一个机构的名称。

1977年10月20日,母亲叫醒我,说外祖母玛丽-泰瑞丝去世了。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我父亲的母亲,但她说:“不,是我的母亲芭芭(Baba,我给外祖母起的昵称)。”此时她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没过多久,母亲就开车前去祖母居住的胡安莱潘市(Juan-les-Pins)。父亲皮埃尔·维德迈尔(Pierre Widmaier)觉得我已经懂事,便告诉我外祖母其实是自杀身亡。

四年前,玛丽-泰瑞丝在毕加索去世前一周和他通过电话。她发现毕加索身体情况不佳,便告诉母亲要做好心理准备。通电话的那天早上,外祖母收到了毕加索最后一次写给她的信。虚弱的笔迹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担忧。毕加索去世后,祖母和他的种种爱恨情仇也随之消散。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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