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起源：文字生来便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吗？

一些研究书写文字历史的学者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根据他们提出的“统治假设”，人类在发明书写文字之后，早期的国家便能够通过书写文字及时地了解到人民、土地以及经济产量等各种情况，精英们可以以此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者继而认为，书写文字逐渐变得更为灵活了——不但能够记录口头表达，而且能够用于诗歌、信件当中，甚至是诸如“大家一起编故事（Mad Libs）”、“幸运占卜饼干（fortune cookies）”等一些文字游戏当中。

图片来源：DEA/De Agostini/Getty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在著作《不按常理》（Against the Grain）中，他细致地描写了书写文字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他的目标是推翻以往人们对于文明产生过程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考古学发现，以此来证明，在最早的国家诞生之前的很长时间内，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定居人群和谷物农业。这些社会活动是统治者、统治阶级以及社会精英根据自己的利益所筛选出来的。精英们并不会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农耕劳作，但是，他们却会编出一整套叙事，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在这本书中，斯科特通过政治反叙事，颠覆了以往的观点，提出精英并非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相反，他认为，当人民不再是被统治者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在斯科特所提出的这套反叙事体系当中，书写文字充当的是反面人物的角色。因为，在他看来，书写文字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书写文字让被统治者之所以成为了被统治者。斯科特写道：“国家是记录、登记、衡量的机器。”也是需要列出名单、征收赋税、决定食物配额、组建军队、书写规则的强制性机器。“原始国家和原始书写文字之间的重合，”他写道，“会让我们得出一个粗略的功能主义结论：是未来的建国者发明了指代方式，因为这对于治国理政来说非常重要。”斯科特认为，如果没有书写文字，那么就没有国家——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书写文字。他似乎认为，任何与书写文字有关的人类活动——神话、史诗、情书、文章、对文明历史的重新评估——都是官僚文书的附带产物。

《不按常理》

然而，在我（指本文作者、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心理语言学家Michael Erard）看来，这些证据所表明的事实恰恰相反。我是一位赤裸裸的文本支持者，在整个世界都在向视频倾斜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死硬派的文学青年——我几乎不看电视，在如今，这个特点总是让别人以为我是一位老学究。每一周似乎都有各种新闻认为，书写文字的未来黯淡不已，无论是因为由AI控制、语音命令的资讯界面不断发展，还是因为人们认为表情包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书写体系。所以，在看完斯科特的书之后，我想对书中的这种逻辑提出一些质疑：如果书写文字是计数的产物，并使得有权有势者能够继续掌控权力，那么，让我们释放自己，回归到原始状态吧。

毕竟，谁会需要书写文字呢？如果用军队来进行类比的话，那么书写文字有可能是像核武器一样，由军队专门特意研发出来；也有可能像火药一样，早已被发现，但后来才被用做武器。因为最初，炼金术士们所想要炼制的，是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却无意间发明了火药。而直到几百年之后，火药才成为了武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国家演变的每一个阶段中，统治精英都会重新创制一套书写文字，使之成为国家的产物吗？还是说，书写文字原本就包括一些早已存在的常用指代方式，只不过当国家出现之后，书写文字体系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国家和复杂社会的需要？

证据表明，与核武器相比，书写文字和火药更为接近。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在书写文字最早出现的四个源头国家中，它最初并不具有完善的记录功能，而是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书写文字来源自某种原始文字，而这种原始文字又来源于之前的原始文字，所以，我认为，书写文字是一层又一层的发明所累积形成的产物。最初人类发明了一些图画：在表面上画一个可以持久保留的标记，用以指代某种含义。至少在十万年前，人类就开始这样做了——在那时候，官僚体制还不曾出现，也没有赋予人类以权力。在此之后，人类发明了某种符号：让我们把这个标记画得不同于其他所有标记，并为它赋予一个我们大家都一致认可的含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都是这样做的。再然后便出现了具有语言学意义的发明：人类意识到，每个图像符号都可以被赋予一个声音、音节、单词。这项发明扎根于以往的发明，通过破旧立新而最终实现。最后，这套符号拥有了更多的功能：让我们用这套符号来列出俘虏的名单，或者拟定一份雇人喂饲的合同，或者给远方首领写一封信。炼金术士们正是采取了这样一步又一步的行动，才最终让书写文字的火药迸发出来。

当你在探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发明时，你会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书写文字当中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功能。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鲁（David Wengrow）在他的作品《是什么造就了文明？》（What Makes Civilization）中便提出了这一观点。温格鲁认为，在该地区的楔形文字出现（公元前3300年-2900年）后的300-400年间，楔形文字只具有记账功能，用来管理当时的寺庙工厂。“在我看来，书写文字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功能（如朝代纪念碑，以及税收、祭祀、政治事件的书写），直到早期王朝阶段，书写文字才开始拥有这些功能。”他告诉我。

这对“统治假设”的打击比表面看上去更大，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书写文字的前身，即计数，并不需要依托国家去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开始研究黏土标记。人类在中东的考古地点中发现了成千上万枚这种黏土标记物，其中有圆柱形的、金字塔形的、圆盘形的、球形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标记物到底是什么。这些标记物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地点，这一时期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一个国家出现的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和施曼特·巴塞瑞特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一起进行研究。她认为，这些标记物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在她看来，这些标记物代表着一些物品：圆锥形代表一个单位的谷物，菱形代表一个单位的蜂蜜等等。最初的时候，这些指代货物和物品的标记物是以组进行存放的，其中一种存储方法是将它们封闭在空心的泥球当中。但是，这种存储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人们无法检查被封闭的泥球当中到底是什么。于是，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早期的会计们将这些标记物按压在柔软的、湿漉漉的泥球表面，以此来识别泥球里面是什么。在公元前四千年，人们意识到，这种按压标记使得泥球没有必要存在——我们只需要将标记直接按压在泥球的黏土上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干脆创制一种书写符号来代表标记物。所以，人们又采取了一种更为抽象的步骤，来完成整个过程：创造书写符号，以记录言语声音和字词含义。

这一证据所蕴含的意义非常明确，至少对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如此。在楔形文字发明之前的三千年内，早期国家并没有书写文字，而是依靠标记物体系来进行计数的。而且，标记物并不是只有在拥有国家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它们比国家的出现早了2000年。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计数的出现早于复杂经济组织的出现，书写文字的出现早于政治功能的出现。这两个分论点都削弱了书写文字与国家有关这一观点。

粘土标记

在其他书写文字发展的地方，“统治假设”也同样缺乏有力证据。例如，在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20年刻在骨头和龟背上的占卜文字。这些甲骨文上刻有名字、日期、祭祀物品等信息。但是，目前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表明同一时期是否有统治、宣传或者文学性质的书写文字出现。而且，考古学家们也不知道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是什么，但是，甲骨文的形状和刻写表明，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够书写的阶层。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是通过书写文字进行统治的吗？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文字也进一步对此提出了质疑。最明显的例子是玛雅和萨波特克文字，两者分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以及公元前600年。所有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都是刻在石头或者墙壁上的；写在诸如棕榈叶等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已经丢失，或者是被西班牙统治者们销毁了。目前现存的证据表明，在书写文字出现之前，这里还曾有过图画标记。这些早期书写当中涉及到了领导者、统治者、抓获俘虏以及征服等相关事件和人物，但是，这些书写当中并没有涉及到经济或者国家统治方面的事情。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是书写文字更像是火药，而非核武器。在书写文字最早出现的四大古国当中，要么是没有任何证据出现，要么是出现的证据都表明，原始文字的出现早于国家统治需要的出现。即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用楔形文字进行计数的好几百年之后，人类才开始运用书写文字来达成政治目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是计数者发明了书写文字，从这个方面来说，书写文字确实来自于计数。但是，相较于计数者，寺庙的神职人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神职人员发明了书写文字”才是我所能接受的简化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书写文字是联系超自然领域的工具。神职人员用书写文字来记录灵魂的漂移，观察神的旨意。

流行的“统治假设”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斯蒂芬·休斯敦（Stephen Houston）是一位人类学家，任职于布朗大学。在《第一个书写文字》（The First Writing）这本论文集的后记当中，他总结道，尽管统治假设很有诱惑力，但是这“仍然是假设的”。休斯顿最近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虽然距离那本书的出版已经14年了，但是事情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对于美索不达米亚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书写文字，所讲述的事情都是关于国王、神、仪式活动、神像的。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有一些书写文字中讲述了土地清册（记录土地及其归属者）等诸如此类出现在早期墨西哥殖民地的东西。但是，对此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类学家在更为仔细地观察只有书写文字出现，而没有国家出现的历史例子，以及只有国家出现，没有书写文字出现的历史例子。皮尔斯·凯利（Piers Kelly）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任职于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他认为，夏威夷的古代国家从来没有使用过书写文字，而一些“非国家的小型社会”却曾使用过书写文字。事实上，在地球上的不同角落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会发现，书写文字的发明者们之所以发明了字母和音节，就是为了抵抗国家统治。

凯利对东南亚和西非那充满宗教气息的政治运动（以及充满政治气息的宗教运动）进行了研究。在这些地方，魅力型领导者经常是在超自然神灵的启发下，才发明了书写文字。凯利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东南亚至少曾重新创制过九套书写文字，其中，大部分书写文字是由身为文盲、居住在高地之上的人们所创制的。这些人的生活遭受到强权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需要“引入另外一套书写文字，将其作为一种抵抗战略，推动新运动的发展，赋予他们的支持者们以正统性，让边缘化的语言能够被人们所看到。”

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一种名为救世苗文（Pahawh Hmong）的书写文字体系。这种文字是由一位居住在越南高山之上的苗族农民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的，他的名字叫杨雄录。此事之所以令人瞩目，不仅是因为杨雄录是一位文盲，更是因为他曾四次修改自己的书写体系，每一个版本都比之前的版本在语言学上更为复杂（William A Smalley、Chia Koua Vang、Gnia Yee Yang在《文字之母》（The Mother of Writing）这本精彩的书中曾对此有过具体的描写）。杨雄录并不是在国家出现的背景下发明的这套书写文字体系，他本人也不是特权阶级。他的谋生手段，是编织用来捉松鼠的筐子，以及在山上种种水稻而已。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杨雄录的这套书写体系是两位来自天堂的神秘使者所传授的。在此之前，没有人会读写这套文字体系。只有当后来杨雄录把这套书写体系教给其他人之后，人们才逐渐学会了这套文字体系。

正如杨雄录的例子所展现出来的，一套书写体系的语音成就并不是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Pierre Déléage）研究了许多文化中书写文字的发明。他将书写文字分为“受限”形式和“不受限”形式。“不受限”的文字形式包括拉丁字母文字。拉丁字母发音灵活、具有多重功能，我们如今在用诸如英语、法语等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使用的便是这套信息工具。我们对“受限的”书写文字可能不那么熟悉，这种类型的书写文字只能指代口头语言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也只有少数人使用。在“受限的”书写文字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画在毯子上的一段拉科塔人的历史。这幅画是由斯威夫特·道格（Swift Dog）所画，他是拉科塔族的一位勇士。这幅画是“记事图画”（Winter count）中的一张，“记事图画”指的是在水牛皮上记录历史的图画，目前已知世界上有大约100张“记事图画”，这幅图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图画的绘图者通常是男性，他们会为重大事件绘制标志性的符号，但是这些符号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奥尔梅克文明中的石碑上的文字。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在墨西哥发现了一块蛇纹石石碑，上面画着62个符号。这块石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900年。这是西半球中最古老的书写文字，但是现在人们还没有破译这种文字。

救世苗文字母发音表

这种文字类似于萨满人的书写体系，“由宗教专家创制，有着严格的限制，具有神谕性功能，”一个历史学家团队在2016年的《科学》期刊上写道。“受限的”文字形式经常被用于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口头语言当中。皮埃尔提到，许多北美土著文化（奥吉布瓦人、拉科塔人、纳瓦霍人、库纳人）、南美（如印加人、盖丘亚人）、亚洲（中国的纳西族人以及加里曼丹岛的达雅族人）当中都存在这样的书写形式。他认为，要破解“受限的”书写文字，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文本说的是什么，如果上面记载的是吟唱、仪式、或者诅咒（以及其他各种内容），那么你或许还需要成为这些内容方面的专家——因此，这种书写文字并不是掌控权力的有效工具。而且，他认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以及中国的这些书写文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也全部都是“受限的”。

最终，在国家利益的推动下，无论是为了加强皇权政治、运转经济，还是为精英募集资金，或者这些全部包括，“受限的”书写文字会演变为“不受限的”文字。庞大的国家需求能够迫使人们扩大他们所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因此，解放书写文字会带来发明的动力（即便严格来说，书写文字的范围扩大还称不上是一种发明）。突然，人类开始必须要记录下名字，包括当地人、外地人、军队侵略所抓获的俘虏等所有人的名字。人类必须要记录贸易商品的来源地，必须要签订法律合约，必须要将寄给远方长官的名单和信件标准化——然后便有人意识到，如果一封信件能够描述军队秩序，那么也可以描述甜言蜜语。在专门教授这些文字的学校当中，人们会将物品标记进行统一和标准化，会将这些内容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这些书写文字会渗透到精英阶层当中。

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这些能够书写看书的人都欠国家一句感谢。你的诗歌、合同、墓志铭的深厚历史或许就存在于洞穴墙壁上那潦草的图画当中，或者是皇室祖先的名单当中。虽然其中一些是神谕，但是，“不受限”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最终还是来源于政府的需求和特权。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品作家，我深爱着的是，书写文字的根源来自于对具体物品和现实的描述。作为一名文字分析家，我深爱着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标记物在被印在柔软的外壁之后，逐渐转化为被包裹在黏土之中——或许用黏土所包裹的标记物使得人们想到，文本既是外在，也是内在。我们如今能够轻松地交流（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给定文本中的含义，所依靠的就是文本。作为一名诗人，我想要站在无权无势者的一方，为当权者使用书写文字的目的重新赋予新的用途。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意识到，书写文字那一层层的发明的重要性。我们的大脑并非有意专门推动这一层层的发明的。但是，随着人类的演变，这些书写文字也演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作为文本的支持者，我知道，它的深厚历史不会被抹杀。

（翻译：尉艳华）

分享文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