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创始经历回眸：净身出户的投资人

中国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创始经历回眸（6）

“净身出户”的投资人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艺术能见度 作者 | 力夫 

1992广州双年展请柬

编者按  | 在编发力夫先生所撰《1992广州双年展，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儿》一文，小编也在检索广州双年展以及其后25年来，与92广双有关的点点滴滴。对于艺术家和批评家乃至中国艺术市场而言，广州双年展是一个拐点，一个典范，一座分水岭，譬如，2011年现身匡时秋拍的部分92广双获奖作品，每一件作品价值的增幅都在百倍以上。但对于投资人来说，或许没那么美妙。

　获得学术奖的舒群作品《《同一性语态·宗教话语秩序（三联）》，2011匡时秋拍仅现身其中一联，成交价345万。

首届广州双年展的成功，并没有给创始投资人刘勇带来什么光环和利益，恰恰正是因为这个成功，他收获的竟然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净身出户！

双年展结束后回到成都，迎接刘勇的不是鲜花和红地毯，这位与合作人在南方画坛“纵火”的“资本家”，原本有着温馨和睦的家庭和稳健发展的事业，家有娇妻幼子，外有五家经营火红的公司。但在投资双年展的过程中，他掏空了自己的企业，也因为观念的分歧，淘空了与爱人的感情。

从广州回来，刘勇离婚了。

刘勇被迫离婚后表面上显得很轻松，一向以洒脱标榜自己的刘勇，觉得自己在经济和感情上，都有愧于妻子，因此他选择了净身出户，离家的时候，身上只有l200块钱。

在超市买了一大箱方便面和一箱矿泉水，刘勇一头扎进红星中路一段的成都红星饭店，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间里，连续3天半步都没有离开宾馆。心里空得有些发慌。一向做事自信果决的刘勇，反复问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谁戏弄了我，是谁抛弃了我？

原本在成都经营正常的五家公司，在他去广州后短短的两年左右，因疏于管理和其他各种原因，有四家先后关张，其中，三凌液化公司是被合伙人，算尽机关给“吞”了。这五家企业是刘勇在市场上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逐渐创立起来的，也是这些年来，投资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来源。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喷泉已断流，刘勇一想起自己过去这五家企业起步创业、兴盛和倒闭，心痛不已。

当初，他把事情看得很天真，盘算着，一边在广州搞双年展，一边兼顾五家企业的经营。川粤两边跑，两手抓，两不误，实际情况却是分身乏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创办自行车销售公司，在成都地面上也是首屈一指。那个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举，价格上实行双轨制，兼之成都是一个平原，自行车是市民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再加上刘勇公司经常有永久、凤凰、飞鸽这样的名牌自行车，因此自行车销售公司的生意十分兴旺，供不应求，经常有人是拿着批条来找刘勇“开后门”。

1988年初，投资5万注册，独家经营的成都广播电视艺术团录音录像销售公司，动手早，基础厚，经销业务骨干队伍整齐，还拥有各国的各类影视片近2000多盘，是成都市三大音像公司之一。他在成都亲手管理经营时，一般情况下，每天可营销收入2000千元左右，遇上《第一滴血》、《机械战警》等类似的国外大片，市场需求量大，销售更加火爆，一个月的营业额可高达近20万，纯收10余万。从1988年到1992年初刘勇去广州之前的四年时间里，这家公司每年营业额都接近200万，纯收益都在百万以上。80年代后期，刘勇在成都地头上，也是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之一。

刘勇还拥有一家游戏机公司，从街机到掌机，几乎垄断了成都半城的生意。70后、80后成都人所熟知的红白机、任天堂，还有至今奉为经典的《魂斗罗》、《超级玛丽》等游戏，大多出自刘勇之手。靠着这些企业，刘勇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也让他在一开始有底气，去参与广州双年展的创立。

但从1990年上了双年展这条船后，时间和精力的调配上，让刘勇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率领团队前往广州筹展，更是难以兼顾成都公司的运营。这个时候，刘勇希望爱人能帮自己管好大后方。但正是这一举动，埋下了后来婚变的种子。

比如那家经营良好的音像公司，刘勇原本认为，只要爱人按照过去的思路，照本宣科经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离开成都之前，他再三叮嘱爱人：如何保持货源渠道畅通，如何保持影片的更新频率等等细节。刘勇爱人当时是一位在职的机关干部，又在一线岗位上，事多压力大那是肯定的，实际上她也不可能全副身心地成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她只记住了一条：每天下午六点半样子，准时去这家录音录像销售公司财务部，盘点当天的营业收支。对于经营情况，她不懂，也确实没过多精力过问。

再比如自行车销售，进入90年代后，自行车销售已经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自行车品牌在市场角逐，加上摩托车、汽车开始进入消费市场，对传统的自行车销售业冲击巨大。如果这个时候，公司还是刘勇在亲自把控，利用销售公司已经形成的渠道和网络，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和方针，公司经营不致每况愈下。

但刘勇这个时候，还为了当初与罗海全、吕澎许下的诺言，在广州苦战双年展。而他旗下的五家公司，不约而同地患病了。公司经营状况不好，收益回不来，人心就不稳，不少业务骨干已在预谋伺机“单操”，仅4个多月，中层管理人员走了17人，销售骨干走了9人，最要命的是，一些客户关系都是刘勇原先自己亲自维护的，现在刘总长期在外，这些客户也开始流失。音像公司的月收入，从原来的每月平均收入近10万，下滑到了每月的平均收入3万元，三凌石油液化气公司，销售额从每月的数十万，下滑到几万元。

诸如此类的情况，身在广州的刘勇心急如焚，但他只能电话遥控。他经常一天内，给爱人打十多通电话，询问经营情况，针对问题，告诉她如何处理。刘勇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重要的事情讲三遍！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刘勇爱人的心思没在这里，在生意经上她找不到兴奋点，也和刘勇难以找到共振点。刘勇爱人也出身军人家庭，父亲是十八军的干部，大院小孩都心高气傲，现在却成天浸泡在生意买卖这些俗事儿上，这种心态给两人的沟通带来的阻碍，军人的儿子刘勇和军人的女儿经常在电话上不欢而散，偶尔还火爆收场。

其实他爱人心里还是有盘算的，就是对刘勇只身前往广州搞双年展，非常不满意，她曾经对刘勇说，你那些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些生意场上的“老油子”，各自心里都装满了“小九九”，看到你到广州了去，他们心早就散了，都想着带起客户，自己去单干了。

更何况，刘勇旗下五家公司，每个公司经营的项目又不一样，各有各的行情，各有各的门道，这对刘勇爱人来说，要求她看管好五家公司的运营，确实勉为其难。她对刘勇说：“更何况我是在职人员，得先做好本职工作，不敢像你那样可以到处野跑，机关里面规矩也多，我也不敢过多介入你的生意。工作单位有纪律，我自己要前途，你要想保住你的公司，我的小肩膀扛不起，你自己回来打理吧！”

刘勇很难受，也很着急。这五家企业是自己搞广州双年展投资的经济来源和支撑，是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会给广州双年展致命打击。面临这样的危情，当晚与罗海全沟通了情况，协商了布展的相关工作，第二天就急忙飞回了成都。 为尽快转变五家企业的不良局面，刘勇在与手下兄弟们的来往中，率先打出感情牌，先稳住人心再说。

回到成都的第二天，刘勇就把提出要离开自己企业的32位中层管理人员和销售业务骨干招集在一起开会，听了五家企业半年的经营销售情况介绍后，他出了一个题目让大家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一起创业的朋友如何同进退？怎样才能共担当实现双赢互利？

题目一出，手下兄弟们大都低头不语，这些人中，很多人跟随刘勇10来年了，还有些人，是刘勇挽救回来的失足青年，也有国企下岗后找到刘勇被收留下来的，应该说都是一起打拼过来的生死兄弟。面对刘勇抛出的话题，大家顾左右而言他，但纷纷表态，“刘总，我们都是你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们一把的人，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几个月弟兄们心里都有些乱，分心走神了，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了！今晚我们集体请客，给刘总接风！”刘勇马上接过话茬说：“我早就安排好了！半年了，兄弟们没在一起，今天好好聚聚。”

酒席间，说人生经历、谈感情交往，个个痛哭流涕，对刘总万般感恩，表示永远跟着刘总干。刘勇对自己五家企业职工工资进行了改革，搞基本工资加销售业绩提成，让老实人、勤劳者和贡献者不吃亏。给每个高管人员在原基本工资基础上，每月增加基本工资500元，中层管理人员增加300元，其他人员增加150元，并按销售额中产生的利润的3%提成，当月结算兑现给个人。实行年度奖金制度，把五家企业当年经营利润总量的10%，用于年终奖励给大家。经财务处初算，提高工资待遇和奖励办法的实施，刘勇每年要多支付300万元至600万元左右。大家都为刘勇对兄弟们的那份真情和做人的气魄所打动。同时，刘勇也完善签订了劳动合同。他给大家说，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有了规矩，不乱方寸，才能管长远。实行规范化管理，人心才能安稳，企业才能长足发展。”

连续几天，刘勇都在企业转悠，看到企业的运行良好，大家工作状态极佳。强烈地感觉到：拾回兄弟之间的感情后都不愿走，工资待遇提高后不想走，有了法律关系的约束不能随便走。坚信人心齐、泰山移的圣人名言，现在企业没有大问题了，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正当刘勇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想在家多几天陪陪老婆和家人的时候，广州双年展筹备办的工作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催促他快点回广州，双年展的很多事情，他不在都推动不了。他跑到爱人单位，把她叫出来，细致地交待了五家企业的相关情况，要她注意协调中层管理人员，用好人，就能管好企业。

刘勇爱人本来看到他回来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想到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跑回广州去。面对刘勇的再三嘱咐，她一言不发。但刘勇还是一副很大条的样子，心里只想成都这边事情暂时按了下来，广州那边的火铲又要落到脚背上，没有顾忌爱人的感受，直接从她单位去了机场，飞回广州。

刘勇走后，五家企业运转恢复正常，营业额开始回升，特别是三凌石油液化气公司营业利润增长十几个点，游戏机销售公司增长23%，挂靠在广播电视艺术团的音像公司增长20%，那两家公司的销售额与上月同期比基本持平，事态看上去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但新的事端出现了。

按照刘勇走之前定下来的绩效工资制度，公司职工们都期待着兑现业绩，但刘勇爱人的犟脾气来了。她算了一笔账，按照刘勇新制定的工资待遇办法，每个月要多支出好几万，一年下来仅公司一项就得20多万，还没有加年度效益奖金。她坚决不同意，说：“谁说的也不行！县官不如现管。刘勇让我代管，我得负责，得说了算！工资待遇一律按老规矩办。”最后她还当着一些不服气的中层管理人员说，又不是什么国有企业，那有那么多破规矩，愿干就干，不愿干的另谋高就走人！她短短几句话一甩，自己心里那股气出了，却也伤透了刘勇那些兄弟伙的心，第二天，请假条堆满了刘勇爱人的办公桌，这些企业的刚见起色的经营状况，可想而知。

三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的8月，广州双年展正急于用钱，刘勇跑回成都想在企业先提50万元，却发现公司财务上基本没有现金！

这些钱去哪里了？一方面，由于自己走之前的管理措施没有落实，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相当不堪。另一方面，收回来的部分现金，他爱人也攒在手中，不愿意再投入经营。回到家里，刘勇对爱人讲，急需拿钱，双年展那边已经等不起了。但爱人坚决反对，她有十足的理由——你和罗海全他们原来说的，搞个展览最多50万元就可以完全搞定，到现在你都投进去了200多万，你究竟还要丢进去多少才是个头！

没办法，刘勇只好通过银行的朋友，紧急告贷50万，才解了广州那边的燃眉之急。

刘勇是企业的主心骨，也是他手下兄弟们的依赖。他走了，一切变数就难以把控了。当企业面对市场、合作伙伴面对生财机会、金钱流通中面对装进谁的腰包等等时刻，很多事情无不悄然发生着变化。罗海全和刘勇共六家企业都因国家政策调整、市场需求变化、经销管理缺位等诸多要素先后破产倒闭。这些时候，靠兄弟们的情感已经不管用了，甚至有时候上点经济手段，搬出法律文书都无济于事。广州双年展那边越接近开门见喜，成都这个大后方越是捉襟见肘。

等到刘勇从广州回到成都，五家企业全部关门大吉。原来那五家企业一年要净挣100多万，早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和大脑中抹不掉的记忆。

有不少的朋友帮刘勇算了一笔账，两年多时间，五家企业被迫关张了，同时失去许多发展生财的机遇和机会，在他们眼睛里这是刘勇最大的损失。但在刘勇面前跨不过的坎坎，是实实在在的家破人散感情苦恼，还有就是债务缠身，难以承担。又有谁能为他分担？又有谁知道他的压力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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