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棒球运动的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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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日，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即“八一”运动会在北京郊区进行。除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见运动外，“棒球”（Baseball）作为一项较冷门的运动同样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六大军区及海军、公安部队皆派出棒球队参赛，竞赛场面之激烈不亚于其他球类项目。
这也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棒球比赛。
据统计，从1960年前至少举办过10次全国棒球大赛，其频率和规模远远超过民国年代。比如，1958年底“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还在上海举行过全国11个单位参加的分区对抗赛。然而1960年后，这项运动却在中国大陆急速冷却，渐渐丧失了竞技体育的活力，蜕变为对外宣传时的政治工具。
一、“军球”棒球
实际上，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力发展棒球者仅有中国，在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一支棒球队。此现象背后蕴藏的复杂涵义，也远远超出体育的范畴，与新政权的社会管制策略密切相关，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统战乃至外交等诸多层面。
1952年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的竞技场成为棒球运动的新舞台，必然强化了其身上独有的“军事体育”特征。实际上，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1939年前后，部分来自“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军战俘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据地以棒球运动作为消遣，对此有兴趣的八路军指战员随后也开始学习并组织比赛。
抗战结束后，中共军队内部仍将棒球视为军事体育予以保留。1948年4月，刘伯承在起草《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报告中，甚至还以棒球为例写道：“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像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
棒球运动作为军事体育的发展与流行，客观上使得“棒球”作为一种美国及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体育运动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仍得以留存。1952年至1960年，全国性棒球比赛达10次以上。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参赛队伍多达24支。1960年全国棒球分区对抗赛时，八一、海军、空军都派队参加。
二、棒球统战
中共军队从事棒球运动，除了配合军事训练外，也是为了争取日军战俘的配合与信任。韩战期间，志愿军同样允许甚至鼓励美军战俘在战俘营组织包括棒球在内的体育比赛。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棒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北京队夺冠，队中多达9人均为日本归侨，随后均获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的称号。1963年上海棒球队撤销时，全队16名队员中，大学毕业者3人、大学肄业3人、高中毕业者2人、高中在读者6人，另有华侨2人；球队主教练是民主党派，之前还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棒球运动的特殊性是由其主要参与群体的独特性决定的，也正因为这种独特性，这项运动更多地被赋予了体育统战的色彩。所谓“体育统战”，与“文化统战”一样，在现代中共政权建设中，“皆大有工作可做”。
然而，无论是作为“军事体育”，抑或“统战体育”，棒球在1960年代盛极而衰，甚至一度在中国大陆近乎销声匿迹。
三、盛极而衰
早在棒球运动流行之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就已开始批评，多将其与美国式“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在新闻报道中，称美国年轻人虚度光阴“寄情于象棒球击球率、投手得分和淫书淫画等美国时行的荒唐玩意儿”。在批判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棒球运动却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大生意，受着垄断组织严密的控制。近来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市场萎缩的普遍现象，垄断组织操纵下的棒球业也愈来愈不景气”。
由此，棒球自身的“资本主义特征”在社会主义中国显得愈加不协调。时至1963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专业棒球队都已相继被撤销，仅存的上海队也是“奄奄一息”。同年6月，上海队最终难逃遭撤销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则很明确地提出“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并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使体育运动紧密地结合并服务于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当时政治氛围中，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级党委亦“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
以此为背景，便不难理解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境遇。时至今日，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年前。正如著名棒球教练李敏宽所言，“棒球是从美国传来的，在1960年后的14年间，便在我国‘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空白。为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了成倍地代价”。
“文革”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1974年，时隔13年后，棒球全国比赛再次举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