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新冠疫情下的急诊24小时
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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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冯 视频 吴枫
“1月4日急诊总诊次255人，救护车出车13趟……”“周利（化名），86岁，肺部感染，需协调床位。”作为成都城北急危重症区域性救治中心，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的工作从早上8点的一场晨会开始。
几名医护人员报告完头一天的诊疗数据，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梁隆斌立即总结：“我们急诊的总体诊疗次数已呈下降趋势，但危重病人比例仍然偏高，希望大家继续坚持。”几分钟短会结束后，10多名医护人员各自回到岗位上。
从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但政策调整后并不代表医务人员可以松口气。梁隆斌预判，1月上中旬迎来春节返乡人潮，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可能会有所回升。“我们正在聚集力量，做好人员和物资准备。”
1月4日，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尚刚（图左）和主任医师梁隆斌（图右）正在照顾患者。吴枫 摄
受新冠病毒感染冲击，急诊医护人员目前有怎样的经历？每个医护人员的答案不同。在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彭沙看来，“是不停地出车，不停地转运病人，就像脚踩风火轮。”而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何荷则说，“每天都在不确定性中工作，不知道下一秒患者多还是少，不知道会很忙还是很安静。”
从1月4日7时到1月5日9时，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对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的医护人员一路跟拍，还原了他们急诊团队忙碌的24小时。
日与夜，他们分秒必争
“病人就诊高峰期是上午10点，时间要抓紧！ ”“医院关心关爱大家，给我们感染新冠的医护人员提供免费CT，大家注意在病人就诊非高峰期抽空去做检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1月4日8时，梁隆斌在晨会上交代完几个重要事项，医护人员们匆匆散去，忙碌在多个“战场”。
“彭沙，准备出车！”预检分诊处，一名接线医护人员紧盯着“院前医疗急救指挥信息系统”，一条红色的呼救信息弹了出来，一名89岁患者的呼救地址、联系电话、呼救原因等映入眼帘。很快，接线医护人员用院内急救热线询问核实了基本信息，并通知相关人员出车。
1月4日13时，急诊医学科的医护人员紧盯着“院前医疗急救指挥信息系统”上的呼救信息。魏冯 摄
4日13时许，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彭沙和一名医生、一名司机、一名护工上了救护车。“我们现在要去接金牛区荷花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老人陈彬（化名），他的肺部感染比较严重。”彭沙说。
4日13时29分，抵达荷花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彭沙一行快步跑到老人床位前，将老人小心翼翼抬到救护床上，并立即进行紧急处理。救护车司机凌建一路疾驰，不时鸣笛为老人开道，只为患者能早点得到救治。
4日13时51分，救护车抵达医院，陈彬被迅速送入医院急救抢救区6号床，得到妥善救治。
1月4日13时36分，彭沙从金牛区荷花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回一名老人，送上救护车。魏冯 摄
像陈彬一样经过120救护车接诊的患者，通常都被送入门诊大楼一楼112号房，里面有序摆放着6个抢救床位，看似只能收治6个病人，但“流转速度”其实非常快。“12月至今，高峰时期这里增加到10个床位，每天收治300多名患者，比平时多两倍。”梁隆斌说，这些患者会在紧急处理后，分流到能够收治的科室里去。
夜幕降临，当天18时是急诊医学科晚上的交班时间。何荷接过副主任医师徐尚刚的“接力棒”，作为科室医疗组组长安排工作，从18时到第二天8时她都要坚守一线处理急诊突发情况。
4日21时许，何荷发现6个抢救床位无一名患者，这是她一个月以来见过“久违”的“安静”。但看到床位空，她没觉得可以松口气。“可能是长久以来的工作习惯，越安静，我越担心下一秒是否会突然涌入很多患者，不管床位空不空，我们都要绷紧神经。”4日23时后，团队还是经历了几次半夜出车。
1月5日凌晨，医院急诊医学科10名医护人员开始在生活区的4间小房间轮休，何荷抽空休息3小时后，在5日8时看完她所在诊室的最后一名患者的病，并完成交班。
1月5日8时，何荷交班前正在沟通病情。魏冯 摄
5日下午，何荷好好睡了一觉。“照顾老年新冠患者时，我会联想起我的家人，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把患者当家人，等我休息好了，会继续为‘家人’再战。”
梁隆斌则会在下班后，在2公里之外的家里匆匆吃几口饭，赶回科室看患者有没有分到床位。而他手机里的一个“城北急救群”里，也时常弹出消息。“新都、彭州等地的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把病人情况发在我们这个业务群里，我们需要紧急讨论病情、商量转诊，也会给成都城北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急救指导。”梁隆斌说。
变与守，他们迎难而上
12月以来，各地医疗机构的急诊科都面临着患者“打拥堂”的情况，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也不例外。
“现在每天平均是200多个患者，收治仍然是以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为主，诊疗人次比12月有所回落，但还是之前的1倍。”梁隆斌回忆，就诊高峰时期自己就像在“战场”——“高峰时期患者比平时多3倍，身边都是危重症病人，我们只有在众多病人中快速判断，把生命垂危的病人筛选出来，运到抢救室进行生命支持，也要想办法把轻症病人收治到其他科室去，防止变成重症。”
新冠感染冲击下，医护人员曾一度饱受病痛折磨，人员排班成了梁隆斌颇为“头大”的事。4日9时许，他拿出一份新的排班表，表上用黄色标注了每个医生感染新冠的时间。“12月15日、16日科室患病医护人员最多，一天要重新排班2、3次。”
尽管遇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挑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办法应对。
嗓子嘶哑了，副主任医师王媛和几名医护人员别上“小蜜蜂”扩音器，给患者或患者家属交代清楚病情。
急救设备不够了，医院全院统筹调配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急救设备，并紧急采购电动病床。碰上转运呼吸机不够，直接将闲置救护车上的呼吸机、监护设备、心电图机全部拆下来，稍作改装用于抢救。
人员不够了，抽调医院体检中心的医护人员帮忙推送病人和做护理工作。
1月4日12时左右，急诊医学科的6张抢救病床上的患者都是老年人。魏冯 摄
记者发现，让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攻坚克难的动力，与很多患者的暖心谢意有关。
1月4日10时，患者黄容（化名）将一封大写的“表扬”信递到一名医护人员手中，嘱咐她务必送到唐碧玉医生手中。“急诊医学科医生唐碧玉医生，服务态度好，请医院给予表扬。”由于写得匆忙，患者将2023年写成了2013年。廖碧玉收到信说，这22个字是她继续坚守的动力之一。
4日上午，梁隆斌在办公室给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写于去年12月25日，提到“我夫人高烧昏迷，承蒙你们不弃，收住急诊医学科观察治疗……不少医护人员感染新冠，发热、咳嗽仍坚守岗位，你们辛苦了。”
“我们在诊室站起来给病人检查，病人让我们坐着说，看到医生很虚弱、推不动，其他病人也会上来搭把手帮忙，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被理解了。”一名医护人员说。
患者的理解和鼓励，让这支团队增添了更多坚守的动力。“当前，我们医护人员基本都复工了，能开的床位都在尽量开，能收的患者我们都尽量在收。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急诊病人因为没有床位得不到及时救治，没有一个患者因为缺少设备而出现病情加重，这是我特别欣慰的，我们会继续努力。”梁隆斌说。
1月4日14时许，医院急诊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准备给患者采血。魏冯 摄
[记者手记]
急诊医生的“另一面”
在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生活区，有4扇门。下班后，医护人员会在那里卸下一身白衣，离开医院后回归生活，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妻子、妈妈、儿女、丈夫。
1月5日8时交完班，记者决定跟何荷一起回家，何荷换上藕粉色羽绒服，揣上一个手机、一把钥匙快步走出医院，坐地铁回了家。
5日9时许，何荷两名分别为10岁和4岁的女儿拿着皮球在小区门口等她，她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说了孩子几句“不听话”，听到这样的“抱怨”，何荷却觉得很幸福。
急诊一线16年的经历，何荷早已将工作习惯带到家庭中。“我习惯5分钟吃完饭，等孩子们吃完饭，我已经检查完作业了。”“这些年我很难进入深度睡眠，一翻身就醒。”
包括何荷家人在内，医院急诊医学科团队里很多医护人员的家人也成了新冠患者，他们努力做到守护患者和守护家人的平衡——
徐尚刚的母亲在重庆一度进了ICU，在确保母亲无大碍后，他在当天晚上坐高铁赶回来值夜班；
梁隆斌家中老人患上新冠后担心他工作分心，扯掉家中的监控，后被梁隆斌紧急送医；
何荷担心感染病毒的自己会让家中父母和两个女儿感染，和另一名副主任医师王媛直接拎着生活用品，单独住在外面，互相照顾，“错位”上班。但后来父亲和女儿还是感染了，何荷一直因为没有很好照顾到他们而感到内疚。
记者留意到，何荷家门口的盆栽，立着孩子写的鼓励牌“加油，努力呀！”何荷说，这句话既是给孩子，也是给自己的激励。
